吉先生的名字很怪，姓吉，名吉，在中文系开一门很冷僻的课，专讲中国方言，这门课居然很受学生欢迎。第一是因为吉先生的口才好，在语言上有特殊的天赋，他能讲许多种方言，有人说他如果去说相声，定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大腕。第二是吉先生为人很随和，没有架子，永远是笑眯眯的样子，对生活有一种相当达观的理念。
他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古玩市场，专找那些小摊子转悠，不时地买回一些小玩意，如印盒、印章、玉环、玉佩之类，用行话说他收藏的是杂项。许多年前，他买了一块田黄印石，很得意，时刻带在身上，逮着谁必拿出来炫耀。看过的人都说这是一块黄玉，不是田黄。他哪里肯信，依旧高高兴兴地让人欣赏。那时，当过他硕士导师的甘辛老先生还在世，说：“人说是假，他自认是真，并以此得到愉悦，正如佛理所称‘境由心造’，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甘老先生最不满意吉先生的，是他的“述而不作”。课上得好，讲义也写得精审，而且时有新鲜见解，但很少加以整理，形成论文和论著。吉先生在这一点上相当固执，他说只要学生听课有所收获，就行了。
吉先生当了好多年的讲师，尔后还是甘辛老先生据理力争，以他在中国方言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内不避亲”，好歹让吉先生升了个副教授。不久，甘辛老先生魂归道山，吉先生在副教授这个职称上就再也没有挪过窝。
吉先生五十有五了。
在导师生前，吉先生每周必有一次上门请教。导师坐着，他坚持毕恭毕敬站着。导师故去后，他还是每周一次去向师娘请安，不落座，站着问师娘身体如何、生活如何。
师娘说没见过这么义道的孩子。
师娘说：“你老师走前最挂念的是你什么时候升上教授。”
吉先生说：“做学生的很惭愧，辜负他老人家了。”
“他的学生居然还是个副教授，人家不奇怪吗﹖”
“是奇怪，也……不奇怪。”
师娘叹了一口气。
有一天，师娘忽然从柜子里拿出一大沓讲义稿，里面还夹着一个大信封，上写：给吉吉小友。
“是你老师留给你的，他让我过几年再交给你，你仔细读读那封信。”
导师在信中说，这是《中国方言渊源丛考》一书的书稿，其中有许多见解取自吉吉平日的言谈，有许多资料是吉吉帮助收集的，希望吉吉整理此书交出版社，可署两个人的名字，以便将来评职称。
师娘说：“你就听一回你先生的话。”
吉先生点了点头。
为整理这部书稿，吉先生花了三年的课余时间。他把那块自认为是田黄的印石，收进一个木匣子里，再也不让人鉴赏。他也没有兴趣去逛古玩市场了，一心一意地整理书稿，补充资料，认认真真地考订，一字一句地推敲。然后，他把重新抄写的书稿，交给了江南大学的出版社，只署了导师甘辛一个人的名字。但他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代后记”，准确地评价了导师一生的学术成就，深情地回忆了导师的音容笑貌以及对自己的教诲和提携。
书出来后，他恭恭敬敬地把样书和稿费交给了师娘，说：“请您原谅，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其实这本书，老师生前完全可以整理出版的。他为了鞭策我，故意把这工作留给我来做，以便让我毫无愧疚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我感谢他，但我决不能这样做。”
师娘说：“你呀，你呀。”
六十岁的时候，吉吉退了休。如果他是教授，可以干到六十五岁。
退休了的吉先生，没有任何惆怅遗憾之色，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他觉得他这一生很值。
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逛古玩市场了，而且是和退休了的老伴儿一起去。
儿子去了美国留学，日子真正地轻松下来。
有一次，吉先生和老伴儿在一个小摊子上，买到了一方端砚，上面有铭文，是明代一个稍有名气的画家用过的，开价1000元。吉先生狠了狠心，砍价到800元。小贩说：“就冲您这眼力，我服！成交吧。”
吉先生的老伴儿问：“是真的吗﹖”
“那还有假？我就认定它是真的了，谁说也不算。”吉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