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共鸣的是乡情,撩人心弦的是乡音。乡情乡音是离离原上草,春风一岁一枯荣;乡情乡音是内心深处的呼唤,起心动念,孤听尘响。
最近读到两首宋词,反复吟咏,乡情乡音随之袅袅归来,悠悠洋溢于心。
一首是宋朝张炎的《蝶恋花•秦地瓜分候已故》:“秦地瓜分候已故。不学渊明,种秫辞归去。薄有田园还种取。养成碧玉甘如许。卜隐青门真得趣。蕙帐空闲,鹤怨来何暮。莫说蜗名催及戍。长安城下锄烟雨。”
另一首亦是宋朝人苏轼的《和陶酬刘柴桑•红薯与紫芽》:“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不思马少游。”
两首词都以田园生活为主题,写出了“锄烟雨”和“胜农畴”的村居情趣。尤其是苏轼的“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似是千年前就看到了我家生活曾经有过的窘境。
不知苏轼诗中的红薯是不是如今的红薯?红薯有多个别名,雷州半岛人叫“番薯”,意思是来自“番邦”或外族的薯类。只是,“番薯”何时来自何“番”,目前为止谁也说不清。颇为传奇的说法,说是明朝年间吴川人林怀兰游医交趾(今越南),见当地种植番薯民不患饥,便借治愈国王之女、国王赐食熟番薯之机,求食生者,怀半截番薯而出,历经艰险,将番薯带回乡梓种植,自此番薯遍种南粤,而后遍及全国。
作物传播的多路线是一个基本常识,理论上番薯引种路线确实可能存在多条,这里无须考究。无可置疑的是番薯卓越的救荒价值人所共知,平民百姓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其中包括我家乡徐闻人和我们一家人都是念兹在兹,铭记不忘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徐闻水土肥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是连片的田亩还是地角荒野开垦的处女地,只要压下一条条尺把长的薯藤,番薯就会开蔓散叶,破蕾绽花,一垄垄一畦畦嘟噜嘟噜地疯长,叠垒相拥、翠叶掩护的薯藤头下,大小不一的番薯会在金秋时节争相拱破土层,红心白心,粉甜爽口,供人饱腹。
田垄里,紫红色的番薯花开了一茬又一茬;村坎边,淡白浅绿的苦楝花洒了一春又一春。平凡实在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就这样一年年地伸延着。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回迁徐闻不久的我们,又一次搬家了。
这次我们是从木棉树居委会文东街那头,搬到了朝阳居委会树山里这头。
我们的租屋是一座三合院的东厢房,土角墙茅草屋面。所谓的“土角墙”,是用粘性强的泥土和成浆泥后倒在砖模里打压制成的泥砖。我们租住的屋后有一块空地,征得屋主同意,母亲抽空用锄头开垦出了三畦地压下了番薯藤,不久便迤逦蔓衍出了一方水灵灵的葱绿。
也许母亲早已心中绸缪好了。她种的番薯名字叫“三哥嫜”,叶片大,叶梗长,葳葳蕤蕤,长势茁壮。她每天傍晚忙过之后,先是端着竹簸箕去摘几把番薯叶,而后搬出一张小方凳坐在屋檐下,一条一条地撕番薯叶。不一会,晚餐的饭桌上便有了一道开水焯过用虾子酱拌好的、或是用些许花生油加蒜头炒熟了的一道番薯叶菜,味道甜滋,口感软滑,很是好吃。
后来日子越来越艰难了。餐桌上,番薯叶和田蟹汁似乎成了独一无二的下饭菜。番薯叶是母亲的起手式,田蟹汁则是我和她的联合出品。那阵子每到周末,我就背着竹篓走几公里远的路到流梅溪或者“九头铺”田坑去捉田蟹。田蟹捉回来后母亲将田蟹冲洗干净,倒进陶盆,用菜刀把柄一只只把田蟹的背壳敲破,端来半碗粗盐撒上,颠簸几下又洒几把,觉得均匀了就将田蟹一把一把填进陶瓮里,完了把一只碗倒过来扣上,然后用灶灰和成的泥浆把瓮口封严,一个星期左右就开瓮掏出田蟹汁下饭。这样腌出来的田蟹和田蟹汁是一种淡淡的金黄色,田蟹吃起来脆脆的,田蟹汁味道甘甜甘甜的……又后来,我们家和许多人家一样不仅闹了粮荒,父亲和母亲还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这时候的母亲为了缓解粮荒不让我们挨饿,又将番薯叶弄出了新花样。她将国家定量配给的大米磨成米酱,将面粉捏成稞条,先在铁锅里烧一锅水,水开了后将米酱沿着锅边一圈圈绕,将米酱铲落锅中煮成米粉片块,把稞条倒进去,然后撒下番薯叶回旋着搅几下,如此这般做成“锅沿翠叶粉片汤”,一家人围着锅端着碗溜溜地吃着,倒也不亦乐乎。毕竟母亲种的只是那么一小块番薯地,番薯叶供不应求,她便加进一些红心子番薯丝,再去摘些“蛤蒌叶”或刨些木瓜树心添进去,将“锅沿翠叶粉片汤”变成了“锅沿杂锦粉片汤”……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这是唐人许浑《咸阳城东楼》中的诗句。如今人们赶上了好时代,生活富裕舒逸了,享用山珍海味的同时也会偶尔点上一碟番薯菜,或许是吃个新鲜时髦,或许是寻个保健疗效,又或许只是图个餐桌话题,至于番薯叶的味道如何,因时代不同,身份不同,心境不同,感觉截然不同。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居安思危,端牢饭碗,爱惜粮食,切莫暴殄天物。
而对我来说,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舌尖,恐怕再也吃不出当年出自母亲之手让一家人共克时艰的番薯叶的感觉和滋味了,因为时过境迁,岁月无法带我们回到从前……
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