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时光的磨砺和沉淀之后，我们才能发现荒凉与繁茂的真正内涵，才会明白匍匐在大地上的那些野草有着怎样的超强生命力，才能够理解保持绿色情怀的不易。这是我的一点感悟，源自故乡野草生长态势的变化，尤其是老屋旁边园圃内的野草，它们在我大父在世时和去世后的状态有着很大的不同，前后形成的反差让人在讶异之余，禁不住陷入沉思。
我的故乡地处长江与大别山之间的丘陵地带。父辈们在这里劳作了一生，用汗水浇灌着这片不太丰沃的土地，用野草那种伏地而生的姿势与野草角力，争夺地盘，种植庄稼，养育后代儿女。他们这一生是与野草打交道的一生，一把锄头就是他们叩问大地的工具，一把镰刀就是他们与野草争锋的武器。他们种庄稼和蔬菜，诸如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以及白菜、萝卜等应季蔬菜。为了让庄稼和菜苗拥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养分，他们用锄头除草，用镰刀割草，空手在旱地里拔草，光脚在水田薅草，年复一年地与野草进行旷日持久的争夺战，直至耗尽所有的气力与光阴。
其实，庄稼和蔬菜也是草，只不过经过人类千百年的培育和改良，便由野草蜕变成了庄稼或蔬菜，受到人类认可，享受人类专宠的待遇，但其本质仍然还是草。在野草看来，庄稼和蔬菜就是它们的同类，并没有什么差别，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也是草国的臣民，只不过是一株株能够直立行走的野草罢了。
与野草纠缠一生的父辈都是草民，我的大父是其中的典型。大父是我父亲的哥哥，年纪最大，但在我的父辈中最后一个离世，因此，他在这个世界上与野草共生的时间最长，承受了更多的雨雪风霜，将草命演绎得更彻底、更完整。那饥饿的年代，那艰难的岁月，大字不识的大父识得庄稼和蔬菜以外的诸多野草，向它们筹措到了一家人得以续命的“口粮”。实施分田到户的政策后，作为草民，大父将身体匍匐得更低，与大地贴得更近，耕种比过去多得多的田地，亲手清除大量的野草，或者将野草收割成柴火。我无法揣度大父对野草的情感，是痛恨？是亲近？抑或顺其自然？我只知道，大父时刻与草在一起，与它们作无言的交谈和不休的争斗，他尽心尽力地侍弄庄稼和蔬菜，对田地里的野草“除恶务尽”，不留分毫。
无儿无女的大父，一生没有离开土地，没有离开野草。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不愿意听从我们的劝说到城里养老，他宁愿独自一人住在老屋，与庄稼在一起，与野草作伴。我每次从工作的城市回到老屋，总是要到田畈中去寻他。我对着阳光下的空旷田野大声呼喊：“大父！大父吔！”当呼喊声传开时，目之所及，在郁郁葱葱的麦地或稻田里，可以看到一个戴着破旧草帽的伏地身影慢慢地直立起来，并用带有惊喜情绪的声音回应：“呃！”这种情形，在他年逾八旬之后，依然会在故乡的田野里偶尔出现。
大父对老屋旁边的园圃花费的气力最多，也料理得最为精细。那一亩多的园圃是由原先土墙瓦屋的宅基地改造而成的。大父将推倒的土砖墙逐一捣碎，将其中的瓦砾、石块全部清理干净，然后平整、沤肥、浇水、松耕、起垄，按照季节栽上各类蔬菜，如菜薹、包菜、黄瓜、苋菜、芥菜等等。他还留下两块地种下花生和红苕，在园圃的角落里种了丝瓜、南瓜及鹅眉豆等藤蔓类蔬菜。为了让蔬菜有足够的养分顺利生长，大父除了保证农家肥供应外，对那些抢占菜苗养分的野草给予“坚决打击”，菜地里只要有杂草出现，很快就会被他清除。野草在这里没有生长的资格，各种蔬菜不受干扰地生长，一年四季都有丰硕的收获。那几年，我每次从老屋返城时，汽车后备厢里总少不了大父亲手种植、采摘并塞进来的蔬菜。
现在，大父已离世几年，即使我面对故乡的田野竭力地呼喊，大父的身影再也不可能从那葳蕤的庄稼地里显现。每逢节假日，我们兄弟几人还会回到老屋去，修整父辈留下的院子，追寻儿时记忆，疗愈心里与年龄一同增长的乡愁；我们耕种老屋旁边的园圃，享受闲暇时光，重温父辈俯身与野草亲近的滋味。
我并不认为野草的繁茂与故乡的荒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更不认可人类与野草之间是对立关系。我们可以打理好自己人生的园圃，精耕细作，让园内的草木花卉远离荒凉，自在生长，伸展在阳光下，摇曳在微风中，沐浴在细雨里，为生命增添一抹青青的草色，足矣！
南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