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你老豆(爸爸)盲字都没识多一个，简直是目不识丁。”我有点不相信。我开始上学后，某日，我要向学校请假，便叫父亲在请假条上签名，他却不会写。此刻，我才相信母亲的话是真的。
我很奇怪:我父亲七兄弟姐妹，唯独他不识字。我不解，很好奇地问过父亲：“他们都识字，为何你不识？”父亲有点不悦，说：“个个都去读书了，谁来挣工分，谁来照顾阿爹阿奶呢！”我想，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借口吧。
父亲身材魁梧，是插秧能手，别人插一面秧是七行，他却是十二行。他吹响螺号后，别人未到田间，他已插好一两面秧了。那时，生产队的人干活都喜欢偷懒，每天六七十人开工，田埂上总有人在排队抽水烟筒。未轮到抽烟的，手里总拿着一小团烟丝在田埂上排队等候，待一个个抽完烟，就到放工的时间了。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不会抽烟，群众抽烟偷懒他也无可奈何。人们常常开玩笑，拿一条水烟筒跑到他面前说：“队长，抽一口吧？”我父亲见状也不生气，只是顺手推开那水烟筒，又继续插秧，忙活去。生产队的群众都喜欢我父亲，因为他人缘不错，工作认真。
20世纪50年代，湛江的三大工程相继动工，1955年父亲带领家乡人去修黎湛铁路，1958年又去修鹤地水库及青年运河。工程竣工后，我父亲被分配到遂溪某单位。但由于我父亲水土不服，最后不得不回到化州，被安排到法院上班。
父亲上班不久，他就申请回家，我笑问父亲：“法院这么好的单位，你为什么不想在法院上班？”父亲答：“整天坐在办公室很无聊，不如回家耕田实际。”我笑道：“是你不识字，怕把报纸倒过来看，被人笑是吧！”父亲不置可否，但他不再说话，我也不敢再问，我只知道他回来继续老实地去当生产队长，服务群众。
1980年分田到户，父亲不用再吹小螺号，他终于可以放下担子，我正为我父亲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家乡许多的青壮年去了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务工，而我两兄弟也上了化州城生活，我家里只有父母两个留守老人了，家乡的土地也一度丢荒，无人耕种。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忍不住买来一头牛，免费帮村内的群众犁地耙田，于是他又当上了“生产队长”，躬耕在自己熟悉的土地里，直到去世。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待人热情，从不看轻别人。他虽然不知书，但他识礼，他知道什么叫以礼相待。那时村里的地主地位低，常被批斗，但每当有地主拿条子向我父亲请假去趁墟或探亲。我父亲就说：“我不识字，不要给我请假条，你就快去快回吧！”
父亲不懂文字，却口算很了得，每当分粮分谷，他比会计用算盘算得还快，上墟赶集，他未曾算错过数。
我爷爷早逝，由于叔父陈红胜已出来教书，伯父陈升利已在化州一建当职工，姑妈已出嫁，照顾我奶奶的责任就自然地落在我父亲身上了。奶奶84岁那年去世，家里其他人都哭，唯独我父亲没哭，他镇定自若，井井有条地安排好奶奶的后事。后来村内有人笑我父亲：“建利六叔，听说你母亲走，你没流过一滴眼泪，是吗？”父亲答道：“是吖！我母亲生前病倒数次，经历过几次生死，我该哭的都哭过了，现在哭，我母亲能起死回生吗？生前给碗水，胜过死后落千滴泪！”
父亲虽然不识字，却有文化。他没有形式主义，他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他做儿子的责任；他虽然目不识丁，却能胜任民兵营长、生产队长及工地带班；他盲字无识一个却能统领数百人。此刻，父亲在我的心中是无比高大。
父亲晚年，最关心的是我的婚事，由于我是家中最小的，他说我若结了婚，他就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把催婚这个光荣任务交给我叔父。最终父亲在他有生之年，见证了我的婚礼，婚礼上他留下了他一生唯一的一张照片。现在这张照片，我无比珍惜，每当我想起父亲，就偷偷拿出来看。
父亲虽然离我远去十多年，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他虽然在物质上没留给我什么，但他正直务实的作风，是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他虽然不识字，也未曾教过我一个字，但他用行动来教识我怎样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