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9月8日的早上，父亲扛着行李，我背着书包，迎着荆南湖区乡村特有的若有若无的蓝色晨雾，沿着浅草露水下的乡间小道，走出了刻着我童年和少年印迹的松西河畔纯朴的小村庄，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
乡村公路在两行松树的护卫中笔直通向未知的远方，两旁田畴翠绿，远处农舍俨然，炊烟袅袅。阳光从行道树缝隙中拂到脸上，有一种虚幻的感觉，明晃晃的让人睁不开眼。我们要先坐车到县城，再坐船转船到黄石。我是第一次坐长途客车旅行，甚至，不是两个月前高考，我连县城都没去过呢。这一段时间，我是很郁闷的，身处农村偏远中学的我，考了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分数，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是“有缘”被黄石师范学院录取。我在恍惚中抵达了县城。
一下车，一股陌生的喧嚣扑面而来。熙熙攘攘的街头，行道树稀稀拉拉，根本形不成树荫。水泥马路上不时有货车隆隆驶来，间或一辆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这就是城市？我甚至有点害怕了。好不容易走上了江堤，却总也找不到船码头。走了半天，前面来了一位中年人，白白净净的，身材清瘦，上穿白色的确良衬衫，还能映出里面穿着的红色背心；下身穿着黑色长裤；头戴一顶八成新的草帽，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师。父亲客客气气地向他询问船码头的方向。那人随手一指，说了一声“前面”。有了方向，我和父亲精神抖擞。可是，走啊走啊，越走越发现江边房子越来越少，发现前面渐渐没有了楼房，没有了围墙围起来的工厂，倒是有了农田，有了田里劳作的人们。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文雅的瘦子骗了我们。原路返回，找到了船码头，就在我们当时走上江堤处不远的反方向而已。抬腕看看家里刚给我买的“钟山”牌手表，我们已经在骄阳当顶一无遮挡的江堤上走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县城人，骗得我们好苦。
下午四点多钟，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之下，豆大的雨点啪啪落下，上船通道顶棚被打得嘭嘭乱响。我们就在这急雨中登上了东下的江轮。汽笛声声，大船缓缓离岸。我注视着庞大的江轮劈开一层层风浪，驶向看不清的远方，甚至都没能向家乡作一个清晰的告别。就在憧憬将来之际，雨，却渐渐停了。两岸景物渐渐清晰，阳光重现，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彩虹，一直铺到整个江面，像一道巨大的七彩桥。在九曲回肠的荆江之上，船不断地调整着航向，而那道巨大的彩虹，似乎在等着我的跨越。我，沉醉了。
第二天中午，江轮抵达武汉江面。轮船缓行中，我看到了年画上才见到过的武汉长江大桥，看到了被脚手架包裹着的黄鹤楼的轮廓。汉口港，是我首段行程的终点。和父亲扛着行李出了码头，我立刻被街头的热浪裹挟了。这里除了人还是人，除了热还是热。铁栅栏旁边有一个水龙头，我不管不顾地跑过去，打开龙头来了个痛饮。父亲看我热，正好边上有人在叫卖冰棍，就买来一根雪糕给我。在我的认知里，我只吃过冰棒，五分钱一根的，香蕉冰棒或者绿豆冰棒，咬起来嘎嘣脆、像嚼豆子或是咬冰块似的。没想到世上还有雪糕这种东西，还这么好吃，还这么贵，居然要两毛钱一根。吃起来也没有冰棒那么硬，而是有点沙、有点软、有点奶香。我一点点地细品，每吃一口都舍不得下咽、都要停留半天。父亲嘱我看好行李，他去找售票室买下一段行程的船票。我一个人站在人头攒动的街边，两手紧紧抓住行李上的绳子，脚抵着特别为我上学而做的新木箱，觉得全世界上的人都在盯着我，我茫然无措，不敢抬头。
仍然是坐船，到黄石已经是半夜。我们就在船码头的候船室长椅上度过了来黄石的第一夜。第二天上午，父亲和我带着行李，辗转找到了位于沈家营的学校。学校大门很简陋，仅仅十米左右的铁栅栏，行人从旁边的小门进出。因为我们是提前到达，也没有看到学校新生报到的位置。我们进大门，也没有任何人盘问。右边大操场上草色微黄，远近两座足球场，但没有人在球场活动，或许是比较热吧。往里走了百来米，是一个缓坡，旁边有一栋灰墙青瓦的老式建筑，古色古香的，掩映在苍翠的林荫里，让人觉得有了点文化气息。我们在树荫下放下行李，四顾茫然时，一位微显富态、戴黑边眼镜的阿姨从我们旁边经过，见我们无所适从，询问我们是不是来校的新生，得知我要到中文系报到，她十分热情，让我们等着不要动，她竟然去找来了当时的系主任王念孔老先生。王老师同样戴眼镜，白白净净、斯斯文文，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他简单地问了问我们的情况，赶紧叫来一位中文系的师兄，把我们带到了斗笠山半山坡上大片夹竹桃簇拥着的中文系男生宿舍楼。
家里农活紧，父亲不能久留，帮我收拾一番，当天就原路返程。这天，正是中秋节。晚上，清风微微，有江轮汽笛声偶尔传来。月亮从门楣上照进来，照在室内水泥地面上，斑驳成影，倒也显得月光格外皎洁。宿舍里只有早到的我，一个人躺在特意选的靠窗的上铺，听着窗外斗笠山上秋虫的浅唱，还有松林间偶尔的夜鸟扑棱棱地飞过，我安然进入了梦乡。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我独闯人生路的第一步。那年，我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