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说不清多少年没看戏了。小城唯一的影剧院，早就分成数十个小隔间，租给人放录像、卖服装、摆游戏机了。没有戏看，在从前可不叫人闷死？可说来也怪，城里人慢慢地过惯了没有戏的日子。
乡下是有戏的。每年春节，乡下亲戚来县城，说他们村唱太公戏，请届时看戏去。回乡拜年，亲戚也苦苦挽留：看完几折戏再走吧。我每每谢绝，总觉得与其看戏，不如呆在家看电视节目。
戏，对我原是很有吸引力的。母亲是个戏迷，打听到哪个村子唱戏，再忙也要去的，我也哭闹着要去。乡村的戏台要么搭在田畈中，要么搭在乡场上。老远的，就听到声震屋瓦的锣鼓在响，戏子在咿咿呀呀地唱，敲唱得赶戏的人心一阵阵痒。
戏台下人头都黑了，人人全身簇新的，脸上漾着喜气。吸着旱烟的爷们坐到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年景和期盼。苍颜的老太们捏根油条，要紧不慢地往口里送，没牙的嘴巴一开一瘪。谁家那么多的俏女子，腮红红的，抬了葡萄眼偷偷地睃人，眼光像打闪。更多的看客，支起耳朵盯着戏台，不时悄悄聊几句戏子的演技和唱功，听到看到带劲处，忘情地爆出几声喝彩。满地的嘴在动，眼在动，心在动，人们毫不掩饰地裸露着性情和欲望。
小孩则绕着甘蔗摊、糖果摊、荸荠摊、纸火摊、玩具摊钻来钻去，眼前是数不清的诱惑。我不懂戏文，却在乡村戏台下接受了最初的艺术启蒙。看到戏台上征东的“薛仁贵”，帽子插了两根长长的野鸡尾，背后插了好几面三角旗，威风得不行，我就深深地崇拜了。好几回，我用废报纸剪些三角旗，染上红的、蓝的墨水，把它们粘在一根根草棍上，插进衣领间，模仿他的台步八面威风地走，“挂帅”呢！叫人遗憾的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么长的野鸡尾，不然，似乎很有“薛仁贵”的派头了。
20世纪50年代末，一家钢铁公司在我的家乡建了铁矿，从此工人俱乐部成了最迷人的地方，那里每周放一场电影，间或省、市剧团还来唱戏。每当有剧团来，就整个儿轰动了。村民们各显神通，通过租房的或熟识的工人，每能如愿弄到戏票。戏场内座无虚席，过道都塞得水泄不通，农村人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母亲是场场不卯的，跟着她我见识了京剧、汉剧和黄梅戏。每回踏上俱乐部水泥台阶，我就有些紧张和胆怯，守门者不准持票人带大孩。有时，瞅着来了一大阵人，我催母亲赶快加入其中，以便挤在人缝中混进去。我恨不能有缩身之术，使个子尽量变小，变得不引人注目。碰上夹生的守门者，我就难以侥幸了，或许在刚踏进门的刹那，被巨灵之手一把扯出来。实在混不进去了，我就和伙伴溜到俱乐部侧墙高窗下，搭人梯爬上窗子去，或搬红砖码垛子站上去。趴在窗洞里、立在高垛上看戏，该是多么难受和危险？但那时，我一点也不理会。孙悟空棒舞如风大闹天宫，小哪吒脚踏风火轮大战龙王，白娘子领虾兵蟹将水漫金山，七仙女下凡与董永成亲……这些奇幻浪漫的场景，紧紧攫住了我的少年心。
没想到后来，我也登上戏台，在《沙家浜》中饰演翻译官。那是特殊时期，村里从市剧团请来一位老师——常在俱乐部扮演孙悟空的名角儿，帮村里排练样板戏。我们苦练了一秋一冬，终于唱红了一方，冬闲，新正，从这一村唱到那一村。那时请戏没有付费一说，招待演员吃喝一顿而已。我们剧组每到一地，那里的人就忙着杀鸡，迟鱼，打豆腐，剁肉，沽酒，买香烟，办喜事一般。每家摆几桌，当贵宾款待我们，虽是寒风凛冽或春寒料峭，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纯朴而浓郁的乡情暖着身心。
我们的行头、道具都很简单。像我，只借了副平光眼镜，一条咖啡色围巾。上场前，把凡士林往头上一抹，把眼镜一架，再将围巾结成领带模样即可，其他角色的化妆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尽管如此寒碜，我们仍是忘情地进入角色，演得特别地卖劲。台下的寒风中，有时甚至在雪地上，黑压压地挤了那么多虔诚的观众，这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那时挺能吃苦，有个雪天，去二十里外的程姓大湾演戏，唱完《沙家浜》已是夜半。雪积了很厚，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一行人跌跌撞撞地踏着积雪回家，风啸着，堕指裂肤似的寒冷，而漫长的队伍中，没听人发一句怨言。我永远难忘那个雪路漫漫的长夜。
一切都已恍如隔世了，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村镇，戏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着村村寨寨千家万户的心。人们都像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借着艺术火焰的召唤，自觉地汇聚到一起来，在戏台前烘烤着生活的希望，也彼此烘烤着疲惫的灵魂。人生的沉重、日子的沉闷渐渐地融化了，一扇扇心窗不知不觉洞开。无形的暖流如柔风从一颗心抚摸到另一颗心，无数颗心就在这种氛围中醉舞狂欢……而今，戏，在有些城里已销声匿迹，居民们大都蜷缩在家守住电视，人生乐事统统收敛于蜗庐。在乡村，戏则成了宗派活动的点缀，看客不再有当年踊跃。真想不通，文化传媒发达了，但人活动的圈子却愈来愈小。
前天在街上，见两个老者并排而坐，一个灵活老到地拉着京胡，一个字正腔圆地唱着楚剧，他俩一副陶然自得的样子。于是，想起了看戏、唱戏的旧事，心怀眷眷的，再也见不到昔时那观者如山共赏一戏的盛况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