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母亲离开我55年的日子。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依然想着她苦难的人生。
1968年7月4日早上5点钟左右，母亲因食道癌被夺去了生命。第二天黄昏，我正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散步，舰上的通讯员一边跑，一边叫我：“你有一份甲级电报！”当时，我被电报吓得手脚发软，肯定是母亲的坏消息。
1967年农历七月初，三叔发了电报：“你母亲被诊断为食道癌”。那时我就马上请假回家探母。回到家里，母亲非常高兴，虽然不见她昔日饱满的身材，但精神很好。假期满了，她把我送到村口大榕树下，嘱咐我：“好好听部队领导的话，我在等着您的好消息！”
1968年4月，我又接到电报：“母病危”。我从上海又匆匆忙忙的赶回了老家。到家一看，母亲已经卧床不起了。她见到了我欣喜若狂，紧紧拉着我的手：“让我活到儿子成家以后再死吧！”我安慰道：“现在科学很发达，什么病都可以治好……”话虽这样说，但我心里还是一直为她的恶疾而担忧。假期又到了，我又得回部队。在与母亲道别时，她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声泪俱下的说：“下次回来，您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果然，时隔3个月，我最担心的噩耗终于来了。
乘坐南下的火车，我整夜没有合眼，赶到家里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叫开三叔的门，这时堂弟妹见到我都哭了，三叔三婶的眼睛也红润了。我放下行李，推开自家的房门，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看到母亲曾经穿过的上海式旧衣服，便想起当年她给我讲过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早上，她下山快到山脚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正在牧羊。他叫母亲歇一歇，关心的问：“阿妹，我经常看你穿着与众不同的衣服来山里挑柴，是不是被你的家婆给逼的？”母亲悲伤的心灵好像再次被刺痛似的，就把自己的身世讲给牧羊老人听：她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出嫁时用八抬大轿吹吹打打到夫家。当时丈夫在上海开了一家商店，可是好景不长，得了肺痨，很快就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被卖了给人家，卖了13担谷子。钱刚刚花尽，43岁的老公就画上了生命的句号。老公得病后，她没有添过一件新衣衫……
牧羊老人听了母亲诉说后，不禁流下同情的眼泪。牧羊老人对母亲说：“我家就住在附近，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家来挑柴，能挑多少就挑多少，我分文不少……”
第二天，母亲一早带上5斤桂元干当“见面礼”，就出门了。黄昏时刻，母亲回来了。她挑的不是柴，而是两麻袋鼓鼓囊囊的东西，我问她，今天怎么不挑柴了呢？母亲满脸堆笑的放下担子，我迫不及待的解开了麻袋口，哇！里面有咸肉、年糕、大米、鲜笋、榛子……
那一天，母亲回家的时候就特别的早。我们小学生还没有放学她就回来了。原来是山里公叫他的儿媳妇准备路上吃的干饭和咸肉炒青菜，再把柴挑到离山脚下8里地……
眼看就要过年了，母亲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山里公铺棉鞋，还特地去镇里买绒帽和“龙头拐杖”等。老人家逢人就夸：“这些都是我义女买的，自己的女儿都没有这么好……”
有一天，山里公的孙女招婿结婚，母亲带我去赴宴，到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到处乱逛。突然发现有一个大姑娘正在打毛衣，我看她在乱戳一通，便悄悄的跑回去叫母亲过来。母亲问我怎么回事，我指了指大姑娘手里的活儿，母亲对大姑娘说：“来，我织给你看。”说着，母亲边做示范，边教她织。我跑去玩了一会儿，回来一看，母亲就把衣襟都打好了。谁知那个大姑娘到处说开了，说我母亲打毛衣多么了得。就在婚宴上，就有好几个大娘前来“预约”我母亲给她们打毛衣。从此以后，母亲的挑柴“职业”就发生改变了。
听母亲说，打一件成年人的毛衣4元钱，小孩子的3元……母亲给小孩打的毛衣，胸前再绣上栩栩如生的蜻蜓、知了、小马等。成年人什么年纪，什么样的身材，母亲都会织出非常合身的款式。尽管见识不多的山里人，在打毛衣前，她们都会把毛线秤好，等到成衣后，她们再悄悄的再秤一下。唯有母亲没有拿过主人家的一寸毛线，即使还有剩的毛线，也一一归还给主人。母亲直到生命最后的那一天，都有许多人在等候她打毛衣。
当我从上海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持着香烛去拜母亲的新墓时，三支点燃的香袅袅升起，我再一次哭诉着对墓地里的母亲说：“娘，我这里有很多好消息，您起来听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