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战争年代在战场上以及在敌人监狱里留下的伤病，早早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父亲很平凡，像天下所有父亲一样，为了子女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父亲饱经风霜，深知知识的重要，虽然生活很困难，但他暗暗咬紧牙关，忍着伤病的折磨不治疗，甚至挨饿挨冻，强撑着供我兄妹几人上学。每当我遇到困难，父亲总是轻言慢语地引导我。我初到县城上学时，因为听不懂城里老师讲的普通话，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想回乡下去。但想到父亲好不容易为我奔走转学，我怎么好开口提出又转学回老家去？当我嗫嚅地说出想回老家读书的想法时，想不到父亲竟笑容满面地爽快答应：“好啊，回去。”我非常诧异，父亲手里不停地干着活，和颜悦色地接着说：“回去可以，也不急嘛，你在城里再读一个月，一个月后，你再回去。”父亲饶有兴致地看着皱着苦瓜脸的我，笑着说我几个哥哥初到县城上学，都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答应的。父亲蹲下来，认真地听了我诉说的困难，然后温和地教我怎么向城里老师同学学习，最后，父亲看着我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孩子，遇到困难，咬着牙再坚持一下，坚持，能使桑叶变成织锦。”新中国成立前就读过中学的父亲，说话优雅又带着哲理，我非常敬佩我的父亲。
后来，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每当遇到困难，我总是想起父亲的话：咬着牙再坚持一下。
我的父亲一生也不平凡，1943年日本侵占我的家乡雷州半岛，我的父亲吴福瑞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自觉地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参加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无畏惧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转战于雷州大地。
我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他的战斗故事，父亲去世后，我越来越思念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常常到曾经的抗击日寇的战场去寻找父亲的足迹，聊寄思念。
我多次来到父亲战斗过的徐闻。1945年初，在徐闻的一场战斗中，一位抗日战士不幸中弹身负重伤，父亲冲进弹雨中地背起昏迷的战友，越过敌人的层层火线封锁，穿过猛虎盛行的茫茫原始森林，把受伤战友从徐闻县下洋镇护送回到我的家乡雷州土角村。从我家乡到徐闻下洋镇，六七十公里，不敢想象当年父亲背着一个受枪伤的战友，是怎样跋涉的。
因为父亲经受了考验，在护送伤员到家的第三天，1945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在土角村欧氏祖祠里，经过地下党支部的讨论决定，我父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父亲庄严宣誓。这一天，成了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父亲总是自豪地提起这一天。
父亲后来又加入了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西征到十万大山。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偶然在父亲一位战友的回忆录中读到，1946年1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因为敌众我寡，被迫撤退，父亲在十万大山里和敌人周旋，几个月后，大家都以为我父亲已牺牲了时，我父亲才终于回到了部队。当时父亲身上多处受伤，消瘦得不成人形，衣衫褴褛，但身为司务长的我父亲，身上带着连里的经费，原封不动，交回部队。
在革命低潮时期，党组织派遣父亲从十万大山回到我的家乡土角村，负责中共海康县党组织设办的以开药店为掩护的地下革命交通联络站工作。当时父亲才二十出头，之前曾在海康县城姐夫店铺里掌管账目，环境舒适，因为抗日救国，才离开姐姐一家的悉心照顾。为了革命的需要，父亲努力让自己变成乡村小药店店主，耐心学习深奥的病理知识和繁冗复杂的中药加工炮制程序，热情对顾客服务，暗地里接待来往革命同志，转交情报和枪支弹药。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雷州半岛，地下联络站工作非常危险，国民党反动派随时来围剿，父亲三次被国民党反动派投进监狱，但一切威胁利诱都压不垮铁骨铮铮的我父亲，敌人无可奈何，1948年秋的一天，宣布判处我父亲死刑，还在城门口贴出枪毙我父亲的布告。在押赴刑场的路上，父亲毫无惧色，后来得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成功营救，父亲虎口余生后，还是坚持地下革命工作，直到家乡解放。
和平年代，父亲默默地在一间企业单位里当一名职工，工作勤勤恳恳，因为我兄妹几人都上学，家里生活很穷困。父亲去世后，父亲几位战友辗转来到我老家寻找我父亲，他们都是被我父亲拼死相救过。在我父亲居住过的那间茅草小屋前，这些抗战老兵深情地讲起我父亲的英勇事迹。看到家徒四壁的我家以及还未成年的我，父亲的战友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困难，并塞下一大叠钱，虽然当时我家很缺钱，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谢绝：“如果我爸爸还在，他也不会收的。”父亲战友又赞赏又怜爱地看着我：“你真像你爸爸。”
父亲去世时，我家买不起墓地，只好在村旁的海堤边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后来，政府加固海堤，堤边的坟要迁走，道路加宽后，父亲的坟就在上下海堤必经的路中央了，过路的人并不因为我父亲的坟而觉得碍事，还有人悄然在父亲的坟前留下花朵，那是自发的出自内心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