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这样一则谜语，其谜面十分形象：“一棵树，十八桠，又赶磙，又翻杈，牵白藤，结大瓜。要求猜一物。”其谜底是当时农家常见的手摇纺车。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纺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只能在农耕文化博物馆才能偶尔见到。
手摇纺车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它由木架、锭子、弦、绳轮和手柄组成，是家用纺纱工具。谜面中的那棵长有“十八桠”的“大树”，就是纺车木架上支起的绳轮。其实，在家乡鄂东南，一般家庭的纺车不止“十八桠”，而是“二十四桠”。“磙”是纺车的锭子，“杈”即“桠”，“赶”和“翻”，指纺车的工作状态；牵出的“白藤”说的是从棉条中纺出的连绵不断的棉纱；而结出的“大瓜”则是指由棉纱绕成的棉锭，是纺车生产的产品。其中间凸起两头略尖，像哈密瓜一样。
常见的手摇纺车系卧式，锭子在左，绳轮和手柄在右。纺纱人坐在纺车前，右手握着手柄，有节奏地摇啊摇，绳轮在转动的同时，也通过弦带动锭子转动。在嗡嗡作响的美妙音乐伴奏下，纺纱人握着棉条的左手从脚尖到头顶，又从头顶回到脚尖，身体时俯时仰，舒展自如，如春蚕吐丝，亦如曼妙的舞蹈，将旋转抽丝延长工艺演绎得淋漓尽致。俯俯仰仰间，一根尺来长的棉条瞬间被抽成长达数百米的棉纱，它们有规则地缠绕在锭子上，也将庄稼人的日子抽得如棉纱一般绵长、紧凑。
这种卧式纺车由一人操作，更适合一家一户的农村副业之用，故一直沿袭下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买布、油、米不仅需要钱，还需要国家定额供应的布票、油票、粮票。乡亲们当时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靴、鞋袜，头上戴的帽子，乃至日常使用的床单、盖被、包袱、毛巾、女式小提包、学生书包，等等，大多是现在看来很舒适、当时未免有些扎肉的棉织品。乡亲们收入有限，手中的布票亦有限，这些衣物不可能都到供销社去购买，而只能靠每家每户的纺车一丝一缕地纺出来，再由纱加工成布，由布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成品。缝制衣物的棉线、纳鞋底的棉索、乃至煤油灯上的捻子，同样离不开纺车纺出的棉纱。在农耕文化时代，纱车在农村家庭生活中必不可少。
我3岁多时母亲就病故，我家有一辆纺车，母亲估计在橘黄色的煤油灯光下唱着纺车童谣、为解决一大家子人的冷暖问题纺过纱，我虽记不清母亲当时纺纱的情景，但我亲眼目睹过外婆和姨妈、舅妈、姑妈们相继在我家纺过纱，并手把手地教大我整整10岁的大姐如何用筷子将机械碾轧过的棉花搓成棉条，如何坐在纺车前手握棉条纺纱，如何使纺出的棉纱粗细一致、少断甚至不断纱，如何让棉纱合并加捻，并使之变成棉线、棉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姐很快就学会了这些纺纱技术，并撑起了家中的“半边天”。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大姐将自己纺出的棉纱一头固定在家中的门环之上，一头牵出老远。一股，两股，三股……搓，再搓，用双手手掌反复搓。最终，将一用点力就容易扯断的棉纱搓成缝制（补）衣服、床单、订纽扣用的棉线，搓成连大力士都很难扯断的棉索，然后再用棉索为全家人纳鞋底，做新鞋。
我同样记得，父亲用大姐纺出的一锭锭棉纱，拿到村中一有织布机的人家去代加工棉布，再用从供销社购买的染料或从山上采回的植物染料给棉布上色，然后请来乡村裁缝，为我们缝制盼望已久的新衣服。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件新棉袄我穿了一年又一年，直到连弟弟也实在无法穿了，才不得不将它拆开，拿去糊“鞋帮子”。
我们兄弟俩整个童年所穿的戴的、垫的盖的，无一不是用纺车纺出的纱织成的布，加工而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这首千古绝唱《游子吟》，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虽无法忆及并体味母爱，但融注在我家纺车上那来自外婆、姨妈、舅妈、姑妈乃至大姐的浓浓的亲情和深深的关爱，不正是“不是母爱，胜似母爱”吗？
纺车摇啊摇，在“摇”走一天天、一年年逝去岁月的同时，也“摇”来了我们全家人的温暖和幸福，“摇”来了沉甸甸的爱。这爱，伴着我从苦难却充满温馨的童年一路走来，让我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