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明晃晃的硬币，表兄妹们又呼啦啦地放下碗筷，个个举手争先抢领。不论大小或亲疏，每个表兄妹得的压岁钱都是面值五分，但心境绝不亚于现在晚辈们领到五十或百元大钞。
步入知命，历经诸事数不胜数，但所记寥寥，唯儿时正月天给列位长辈拜年得压岁钱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电影般时常于脑海中浮现。
入读初中之前，我家生活没现在富足。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皆儿孙满堂，多到七八，少也有四五；因为靠争工分吃饭，所以大人们一年四季都在外忙碌，难得有空闲。最忙时，大年三十还在坡岭上种桉树，挖水渠。尽管如此，口粮依然不够，每个工日只值两三毛，温饱难定，何谈穿新衣戴新帽，然而年却是要过的。
进入腊月，兄妹们就掐着指头，一天一天地数，一天一天地盼着过年，为的是能领到压岁钱。虽然不是一二十、五十或百元大钞，得到的只是五分硬币。整个正月天能攒到二三十枚，有事无事都会把它们叠在一起，左右翻看，亮晶晶明晃晃的硬币，让年幼的我高兴几天几夜，心态不亚于现在的老总们在清点万贯家财。
族里一位年轻守寡，个子单瘦，体弱多病的族娘，讲话细声细气，身边带有比我略小的漂亮族妹，——族妹讲话也细声细气。母女俩与我们一巷之隔，家境贫寒，大凡重点体力活都要靠族人帮衬。尽管如此，族娘对正月里前去拜年贺喜的族侄族孙们却倾其所有，毫不吝啬。
在自家过完年三十，初一大早，我们到族娘家拜年，都可得到一截甘蔗，几颗糖和荸荠，还有一枚面值五分的硬币。后来是一毛纸币，再后来是两毛。所以，大年二十九或三十这两天，小伙伴们穿梭在各家各户，看着大人们写春联贴年画，杀年猪，做年糕，洗衣被时，就悄悄地商定“拜年计划”，常常不约而同地把给族娘拜年，列入正月拜年的第一站。
相隔三四里远的外公外婆，住小河那边的山背村，不等我们兄妹出生就离世。母亲娘家几代人开牛行，杀牛卖肉或从事牛皮加工，家道富足殷实，舅爷和几个姨妈都在私塾上过学；两位舅爷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大舅娃娃脸，白白净净，能写会道，任村里的会计；二舅玉树临风，巧舌如簧。已长到六七岁的我，还不知二舅排行第几，只知道舅爷姨妈们共五六位，每位舅爷姨妈又都有五六个小孩，在百多户人家乃至附近几个村，母亲娘家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在桂北，初一拜父母和叔伯婶娘，初二拜舅娘拜外公外婆，是雷打不动的年俗。母亲外家有两三百户，莫姓居多，其次是母亲家族李氏，一户龙姓。舅父们七八户居住在叫“榕树底”的高处，温馨和睦，其乐融融。遗憾的是，到我们去给舅父舅母拜年的年代，榕树早已不见踪影。
早上起床，大人们就忙得不可开交，表兄弟姐妹就在门口的晒谷坪上，伸长脖子看着从田垌远远地走来的我们，久不时又向大人通报距离。这天，同来拜年的还有家住别处的堂姨妈，和他们的小孩。外甥外侄二三十人约定一天，爬岭坡穿田冲，走田基过小桥，在高高的台阶下，你喊“恭喜”，我喊“发财”。之后，沿着长长的庭院里跑来跑去。
长辈们在厨房稍稍忙完，紧接着烧纸钱，泼水饭，放鞭炮，噼里啪啦，嘻嘻哈哈热烈的气氛，比曹雪芹《红楼梦》中元春省亲也毫不逊色。
例行之事刚完，几十人分四五桌围着火盆坐。二舅妈身材高大，动作麻利，心慈面善，一头长发束成马尾状，从后脑越过肩膀吊在胸前，手捧一把硬币，为我们挨个分发。
面对明晃晃的硬币，表兄妹们又呼啦啦地放下碗筷，个个举手争先抢领。不论大小或亲疏，每个表兄妹得的压岁钱都是面值五分，但心境绝不亚于现在晚辈们领到五十或百元大钞。至于满桌的美味佳肴，早已记不得是什么滋味了。
几年后，族娘身体更差，虽然族妹又长了几岁，但家境还是没有往好改善。在族娘家拜年，她一如既往，要给我们分发压岁钱，我们边退边跑，百般推脱。族娘手捧装糖果的钵子追到门口，把糖果和压岁钱往我们口袋里塞，嘴里振振有词：只要尚未婚嫁，尚未立业，就是小孩，是小孩就得分压岁钱。唉！现在想来，为这年货和压岁钱，她老人家和我那族妹也许要忙碌几个月或大半年吧。
到四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在二十里外的五通中学读高中的我，稍谙世事，对领压岁钱已不那么看重。寒假回家，带着父亲嘱咐到一巷之隔的同族娘家拜年，喊过恭喜，喝过茶水，就主动拿着扁担水桶为其挑上三两担水。
现在，当年翘首争领压岁钱的我，已成家立业，但大年初二携妻女走村串户去拜年，依然如故；然而，物是人非，不同的是给小女和孙子分发压岁钱的，已不是她二舅奶和老族奶，而是我的表嫂了。想起几十年来，一直给我分发压岁钱的二舅妈和族娘，自己就是给她们成百上千也不为多。可惜，老人家们已驾鹤升天，离我们西去。
莫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