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世界有多大？”流着鼻涕的我和童年的伙伴们站在村口张望，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穹庐之下，乡亲们在山间弯身如弓。追随他们的脚步而去，只见他们爬到峭壁，砍下木头烧炭，百多斤的木头把他们的身子压得如一张弓，我们也扛上一截枝丫呼哧呼哧紧随其后；他们赶着牛，扶着犁，在烈日下耕种赖以生存的土地，我们也扛着锄头跟在后面平土、埋肥……
早出晚归的劳作尚且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青黄不接之时，有几户人家常常揣着米袋子，一家家借粮度日。我家的生活相对宽裕一些，常有余姑婆端着碗、袁表伯捏着袋子到我家，挠着头皮说：“罗苗妈，借点盐。”“罗苗妈，借点米先，我家几个仔馋白米饭很。”借出去的东西，多数有了能力便还上了。余姑婆借的一碗油、十个鸡蛋等似乎都成了空口白条。那时，略微记事的我对余姑婆只借不还的行为愤愤然，母亲听到我的埋怨，表情严肃地呵斥：“余姑公瘫痪了，你不见呀？”当余姑婆再来借5元钱时，母亲依然会翻找出压在衣柜底层的布袋，细数着元角分面额的钱币，递到她手中。
守在小山村，我们把清贫的日子淡淡地过着，倒也宁静而祥和。而1986年那个烈日炙烤的中午，一场大火烧毁了山村的宁静。山风卷起，火光冲天，几间草房子瞬间淹没在火海之中。当人们从山上呼天抢地跑来时，柱子已经坍塌，屋顶的茅草裹着火团落下，那几篓稻谷、那一屋玉米散发出浓烈的糊味。
一场大火是彻底的毁灭，也是崭新的开始。人们挖泥打瓦，砍树烧窑，决心改变茅草屋的面貌。山头秃了几座的时候，黛青色的瓦片盖上了屋顶。我的家，竹篱笆，黛青瓦。篱笆屋里，我们围坐在火苗窜动的火坑旁，把米饭吃得呼啦啦响；躺在木板床上，透过天窗想象天宫的故事；伴着摇曳的煤油灯，看母亲上下翻飞纳鞋垫……
逃离
这高山生云烟的村子，我的乡亲们身着土布衣抽着粗劣的烟叶娶妻生子，他们为了两三分地撕破脸皮，他们喝醉了苞谷酒，撸起衣袖打老婆，他们醉醒后抬头望天，低头望地，一锄一锄把力气汗水都流淌在土地里。
这就是村庄的面貌，生活的面貌，我以为。然而，一种长期累积起来的情愫在悄然生长，并终将爆发。守着一个只会埋头挖土的丈夫过一辈子，像什么样？强他妈终于丢下三个还流着鼻涕的孩子，离开了村庄。在大人们上下翻飞的嘴里，我听说她嫁到博白去了，不知道她背上包袱踏向山外的时候，有没有俯下身子，亲亲睡梦中的孩子；她与孩子被重重大山阻隔的时候，她会不会朝着村庄的方向流下思念的泪水。此后，我常常看见强三岁的弟弟在屋角的草垛上睡去，泪水划过沾满尘土的脸庞；看见强光着脚捡来柴火架在火坑上，火烟熏得他哐哐直咳，锅里还没有飘出一丁点饭香，几兄弟肚子已经咕咕叫；看见强酒醉的父亲趔趔趄趄，口齿不清地对着三个孩子粗俗地吼骂。
听说，博白是个遥远而富有的地方，出门有车坐，楼房像天一样高，博白的女人不用干活，想想我们这儿的妇女，哪一个不是从日出累到日落的呢？“强他妈享福去了。”在议论声中，我听到了羡慕的感叹声。逃离的风迅速蔓延。我的二舅因为伐树时被坠落的枯枝砸中脑部，落下了病根，一旦发作，二舅便轰然倒地，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嘴几乎歪斜到耳朵旁。二舅一次次倒下，又一次次恍恍惚惚地醒来，他的身体，他的大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二舅妈哭闹着决然离去，丢下两个穿开裆裤、流着鼻涕的表弟跟着生病的舅舅，日子艰难得几乎揭不开锅。又有几个妈妈，选择逃离了村子，我的小村庄，不到20户的村庄，几年之间几乎成了光棍村。
那是1985年前后，我不知道博白、广东是否如大家嘴里描述的那样处处是金币。我所在的村庄，那许多真切的悲凉常常涌入我多愁的神经。那些独守的男人们只能把悲楚心酸装在心里，他们要耕种田地，要在灶台忙碌，他们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把生活过下去。他们也会端上一杯杯烈酒，在酒精的刺激下发泄接近崩溃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也常常转嫁到孩子身上，那些浑身沾满草屑泥垢的孩子，只因为怔怔地看着锅里的肉不肯走开，只因为看牛时贪玩了一会儿，一顿打、一阵骂就突然降临。那时候，正流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觉得，他们抽泣的样子，真如风中瑟瑟的草儿，单薄、弱小。
如果不努力学习，伙伴们的命运就是我的将来。当目光所及总是那一张张凄苦的、茫然的脸，逃离便成了我的目标。在逃离的路上，我会喘息着奔跑，也会懈怠地仰望。每每想停下脚步，村庄沉重的喘息总会负重而来。我最终如愿了，手中的录取通知书告诉我，我与伙伴们的生活已经走向不同的轨迹。我想，我成功逃离了村庄，而当我行色匆匆奔走在一座别人的城里时，横亘在我眼前的依旧是大山深处的故乡。
重生
故乡的日子像上了釉，一天天滑过去。门前的老树枯了又绿时，儿时的伙伴已经悄然长大。他们十多岁便攀爬在故乡大山，在一次次挥汗如雨，一次次咬紧牙关后，他们长成了实实在在的庄稼汉。
他们走在打工潮中，“没有钱了，几个晚上都在车站坐通宵呐。”围着火笼，强呵呵笑着聊起。“找不到工，我啃了几餐馒头。”“我回家过年的钱都没有，还是老头寄了两百块路费。” 火光映照着他们的脸，黝黑而憨厚的脸溢满笑容，眼神流露着对生活的热情。而我心里涌起一股股酸楚，在那举目无亲的偌大城市，在钢筋水泥充斥的冰冷中，我来自大山深处的伙伴，踌躇在车来车往中，眼神中交织着害怕、无助、陌生。打工生活五味杂陈，他们用汗水积攒着报酬。海、飞等做电焊工的几位，月工资可达到5位数，我们羡慕的时候，却忽略了电焊产生的强光对身体的伤害。大舅、舅妈这样的中年打工者，多在机器轰鸣、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沾满水泥灰的脸庞汗迹斑驳，常年被水泥侵蚀的手张开道道裂口。“进厂不是轻松一点吗？”面对疑惑，舅妈讲：“做苦工工资高一些。”杨长属于家乡的打工者中头脑灵活且有胆量的，他从包工头手中揽来部分活儿，做起了小老板，如果顺利，一桩单可以赚三四万，但有时老板跑路，那就很惨了。曾有一年，工人拿不到工资追到家中要挟。
不管干着怎样的活，他们都先先后后把沾满汗水的票子换作钢筋水泥，让一栋栋小楼房在家乡的土地上矗立，又先先后后，让一辆辆小汽车在回乡的路上呼啸。
童年的伙伴奔走在打工潮中的时候，我在教师这平凡的岗位上演绎自己的人生，他们让一栋栋小楼矗立的时候，我也在县城安了家。我们会在家乡有红白喜事的时候聚到一起，我看着他们熟练地处理事务，爽快地喝酒，高声地畅谈，故乡橘红的太阳洒在大山里，映照着他们的脸庞，那曾经稚嫩的脸，早已在风雨磨砺中镀上了成熟与刚毅。而他们的父辈正舒适地靠在屋角晒着太阳，他们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孩子，目光满足而安详。
罗秋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