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和书结缘：买书，看书，偶尔也有过写书。也许有的人对阅读和写作有激情，有冲动，有收获。不过在网络十分发达的今天，很多知识可以直接在电脑或手机上获取，很多人不愿上书店买书了，而我却在一辈子买书、逛书店中享受到乐趣。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特殊时期，书籍极度匮乏，尤其在农村，连报纸都极少看到，基本没有课外书，更无书店。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到了县城上高中，才见到真正的新华书店，但那时的书店很简陋，书不多，加上家里穷，每个月的伙食费都不能按时交，因而极少进书店买书。
八十年代初，我考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接触到书店。我们经常去的叫洪山书店，位于武昌街道口，书店很大，书比较齐全。我们几个同学，星期天一早上街，先逛书店，在书店逛上两三个小时，心满意足后，中午吃点武汉的小吃，诸如热干面、锅贴饺之类的，下午继续逛一下附近的商场，买些日常用品，然后回来吃晚饭，上晚自习。
我上的是师范大学，每个月除有十七块五毛钱的生活费，还有四块钱困难补贴，家里的经济也逐步好转，每月也能给几块钱零用。这几块钱除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外，大都用来买书了。
在洪山书店买书，开始时基本上随着课程进度，按照老师的安排购买一些参考书。主要是名家名著，一些工具书以及一些当时流行的畅销书。记得大三时买了一本《西方现代派文学概况》，回来后被同学们争相传阅，自己却没机会看，期末考试时，外国文学考试试题恰好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论，搞得自己手忙脚乱，结果成绩可想而知，弄得自己十分沮丧。
后来学校出版社成立，在北校门的左边开了“利群书社”，名字取自杰出校友恽代英当年创办的“利群书社”。恽代英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1920年，他和林育南、李书渠等筹办成立了“利群书局”，后又改名为“利群书社”，其宗旨是“利群助人，服务群众”。1985年，利群书社在母校重新开业，陆定一亲笔题写匾额。在“利群书社”，除可以买到恽代英相关的纪念文集外，还可以买到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以及湖北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武汉的大学多，人才多，出版的图书也多，但由于自己是一个穷学生，手中拮据，况且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极多，很多的书都可以在图书馆借阅，能买的书自然是优中选优，百里挑一，很多选中的图书因为囊中羞涩，只能忍痛割爱。即使这样，几年大学生活，购买的图书也有几百本之多，而且很多书至今还有用。
参加工作后，我先是在本区一所中专任教，有了工资，时间也比较充裕，我往书店跑得更勤了。从这个时候起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在书店买的书就比较专一了，主要是一些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特别是介绍瑶族历史文化和介绍永州历史文化的各种书籍。偶尔也购买一些教学参考书。有时也带学生去逛书店，或者是邀约一两位老师同往，但市里的书店体量小，专业的理论书籍更少，很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
后来我改了行，到党委部门从事文稿起草工作。工作需要，我又对政治、经济方面的专业书籍有了兴趣，但市里书店此类书实在太少，于是，从这时起，我买书的视野转向了省城的书店，主要是阿波罗商城对面的新华书店。这里的书确实多，一至四楼，古今中外，够逛的。我喜欢在一楼的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等专柜和二楼的文学评论、民间文学专柜浏览，一柜一柜地找，一本一本地翻，每当发现一本，或者书中一篇好文章，就会眼前一亮，如获至宝，马上拿在手中，又继续搜寻下去，一直到看完这些专柜，才心满意足地去前台付款。这些年，我从省新华书店门市购了许多好书，以至于我书房的书柜在逐渐增加，从一个到六个，办公室的书柜也从一个增加到三个。
不知道是哪一年，我在新华书店专柜里看到了大学同学撰写的书，感到十分高兴，从此我也暗下决心，要在书店的柜面上摆上自己撰写的书，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不止一本、两本了，至于各种期刊上的文章就更多了。我想，几十年逛书店，终于有了自己的成果和回报。
三年新冠疫情，我有好几年没逛书店了。
今天开春，一个风和日丽的双休日，吃过早饭，我走进了久违的书店，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我一阵激动，一楼，二楼，三楼……我在知识的书海中遨游。书店里，人很多，有学生，有老师，有机关工作人员，他们都在专心地阅读，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整个书店静悄悄的，只有翻书声音和轻轻的脚步声。在旁边的休息处，我竟然发现了几个曾经的同事，如今已经退休了，他们带着水杯，身边放着几本刚挑选出来的书籍，在认真地阅读，由于年龄大了，都戴着老花眼镜。他们一页页地翻，一本本地换，偶尔喝一口自带的茶水，那样的专注，那样的神情，极像几十年前，我年轻时，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过的年轻大学生们在孜孜不倦地渴求知识的情景。我竟看得呆了。瞬间，心中一下有了慰藉——我找到了我退休后的一个好去处。
在书店，我获得了知识，陶冶了情操，也找到了自我！
周生来
